配资交易宝牺牲的新四军旅长重现延安，被毛泽东接见前，身上搜出消音手枪

“1943年6月21日凌晨两点，陈泊推开警卫处值班室的门，小声提醒值班干部：‘首长，那个自称田旅长的人，问题不小。’”对话刚落，毛泽东的接见申请表还放在桌角，墨迹未干。要知道，真正的田守尧在3月17日已在阜东县六合庄战斗中阵亡，延安内部却有人准备在两天后把这位“回归”的旅长迎到窑洞里。事情不寻常配资交易宝，保卫部门迅速启动审查，由此揭开了一桩隐秘的谍战迷雾。

3月17日的战斗，原本是一次常规护送干部北上的行动。田守尧带队穿越盐河、淮河和陇海铁路，突然遭到装备精良、火力凶狠的日军袭击。残酷交火持续了不到半小时，硝烟中田旅长和妻子等16人相继倒下，同行人员只能把遗体草草掩埋，连夜突围。当晚，晋西北兵站以电台暗号发出“星落”讯息，意味着高级干部牺牲。可在国统区报纸上，翌日便出现了详细报道：机枪射界、兵力部署、甚至田旅长被子弹击中的位置都描述得一清二楚。前线刚结束，重庆却能“现场直播”，蹊跷由此埋下。

与战况同步的，是军统总部的另一条暗线。戴笠收到济南站密报，称八路军高级将领于阜东伏击中殒命，情报附件里还有田守尧的军装尺寸、习惯用语、甚至走路姿势。极短时间内，一名与田旅长身材相似、有红军经历背景的特务被选中，代号“蜻蜓”。“蜻蜓”训练的重点只有两条：一，记牢田守尧在红十五军团和新四军第三师的全部履历；二，务必在6月22日之前抵达延安取得毛泽东的接见。

一路往北，“蜻蜓”足足用了三个月。山西、西安、富县，每过一道关卡他都要背诵代码、填补口供，对时间却解释为“沿途反复养伤”。延安保安处接到进城登记，陈泊心里瞬间拉起警报：田守尧3月才离开皖东北，按照干部交通线的正常速度，4月底就该到延安，怎么能拖到6月？他一边调兵站记录，一边向晋西北、山东分站连打三次短波。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：“未见田守尧。”

保安处传讯当天，“蜻蜓”拿不出介绍信，解释说行军途中掉进河里。“旅长”出门打仗兜里却放着机要文书？陈泊没吭声配资交易宝，径直搜衣物。口袋里两样东西令所有人倒吸冷气：一把配有螺纹消音管的美制柯尔特，一支写着“F—22”批号的微形信号笔。更诡异的是，枪膛里已推弹上膛。陈泊当即决定隔离审查。

审讯持续到天亮，“蜻蜓”崩溃交代：他本名冯相如，山城特训班第九期，直接受戴笠指挥。任务目标只有一个——在接见时对毛泽东近距离射击，随后引爆随身炸药玉石俱焚。若刺杀成功，国统区新闻处将同步发稿，标题和版面早已排好。陈泊记下口供，连夜向中央书记处报告。22日的接见，随即取消。

把镜头往前拨到1938年，田守尧名满八路军并非偶然。那年3月，、黄克诚率344旅南下晋东南，日军出动三万余人实施“九路围攻”。687团突围时险些全军覆没，旧团长张绍东甚至想带队投敌，最终只带走数名军官。事后，负伤的徐海东吐血晕倒，687团新任团长田守尧临危受命。一个23岁的青年，短短三个月就带出一支敢拼刺刀的劲旅。町店一战，他让日军付出五百余人的代价，也让自己背上两百多名战友牺牲的沉重。朱德来检查时批评：若先用迫击炮压制，死亡人数本可减少。田守尧当场沉默，随后在旅部自责通宵。正因拼命，他获得“猛虎田”的外号。

同年秋，徐海东因伤入延安治疗，旅长一职空缺。朱德看好田守尧，但中央担忧他过于年轻，决定调685团团长杨得志接任。朱德未再申请复议，直接宣布命令。田守尧听到消息，当晚缺席送行会。黄克诚婉言相劝，朱德却直言：“戏点到谁就谁唱。”田守尧最终服从，但心底郁结。也正是这份“未竟之志”，使他在1941—1942年的皖东北反“扫荡”中连胜三场，硬是从日伪手里咬下一片苏皖根据地。

1943年1月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形势急变，苏德战线的斯大林格勒反攻刚赢，中国共产党也在考虑把大量地方干部送回延安培训，准备战略反攻。田守尧接到命令，护送三十余名师、旅级干部穿越封锁线。他本可以留在前方指挥，但坚持亲自领队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欠中央一份军政学习债，这次得补上。”三月中旬，他们抵达阜东六合庄。日军在此布设了伏击圈，显然早有情报。短促枪声过后，田旅长的步话机被炸成碎片，随行警卫只抢出半本日记。一位参加收殓的卫生员回忆：“旅长躺在河岸，右手仍紧握手枪，指节发白。”

这些细节注定了后来谍报人员必须在外形、背景乃至性格上完美复制田旅长，否则无法骗过延安那批熟识老战友。军统最终选择冯相如，也是因为他曾在陕北当过两年卧底，熟悉红军口令。然而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延安的警卫制度自古田、阮囊案后不断完善——无论是谁，只要缺少兵站路单与保密局号段，就别想混进洛川交通线。冯相如精于伪装，却败在“时间差”与“介绍信”两道关口。

毛泽东获知详情，在中央常委会上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对方连一个青年旅长都不肯放过，可见我们的路走对了。”随后，他要求在干部培训班增加保密课程，用田守尧的牺牲和“蜻蜓”案作为反面教材。文件中只写“阜东事件”，没有细节，也未公开“蜻蜓”的下场；陈泊在1950年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证实，这名特务被枪决前并无殊死反抗，只提出给母亲留封信，未获批准。